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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流芳久远的兵学瑰宝
由于《孙子兵法》客观地揭示了某些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辩证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一系列矛盾，因而其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是历代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倍加珍视的瑰宝。人们在学习它、研究它、充实它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军事思想不断向前发展。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研究注释《孙子兵法》者仅留下姓氏的就有200余家，研究著作500余部，存世的也有420余部。至于吸收孙子智慧，运用《孙子兵法》原理指挥作战者，则不计其数。这说明，孙子的制胜智慧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石，而且是主线、是脉搏。
1、走出金匮石室
春秋时期，兵书一般是藏在王侯的金匮石室中秘不外传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时人们普遍把战争视为"不祥之器"，言兵之书自然不可流行于世；二是诸侯各国彼此征战，各自谋取制人绝招，当然也不会把兵书公之于众。孙子的兵法十三篇晋献给吴王时，无疑受到了这种"礼遇"。除吴王个人常习诵之外，平时一般都锁入金匮石室之中，以致百余年间世人不知孙子，更不知《孙子兵法》，就连专门记载春秋时期各国史实的《左传》也只字未提孙子其人其书，一直到战国中后期，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诸侯权势日益衰弱，卿大夫逐渐主宰军政大事。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日趋活跃，他们撕去长期以来在战争问题上假仁假义的伪装，积极研究兵法，并往来奔走于各国之间，为那些"知己"的卿大夫出谋划策，从而使《孙子兵法》得以走出金匮石室，悄然流传于各国士人及卿大夫手中，用班固的话来说，当时"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韩非在《五蠢篇》中描述当时的"孙子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至于孙武个人，在社会上也享有极高的声望，其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普遍赞扬。《尉燎子·制谈》比较孙子的军事天才时指出："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恒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荀子·议兵》也称赞说：孙、吴用兵"无敌于天下"。《战国策·齐策五》苏秦问："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所谓"阖闾之将"，即指孙武。
孙子的谋略思想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不少谋臣战将都力图将之运用于指挥作战。在这方面，孙子的后代孙膑不失为杰出的典范。孙膑"围魏救赵"一仗，运用的正是《孙子兵法》"攻其所必救"的谋略原则。他在解释"减灶退兵"的理由时引述孙子的话说："兵法：百里而趋利者厥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可见，孙膑的赫赫战功正是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的结果。楚汉战争时，韩信在井陉口一战中所列的背水阵也堪称活用孙子思想的范例。战后，韩信的部将不理解背水阵这种看似愚蠢的阵法为什么能取胜，韩信一语道破天机，即孙子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到西汉初年，孙子及其兵法十三篇不仅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成为兵家战将膜拜的祖师，正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描述的那样，"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据司马迁记载，汉武帝曾经想教骁勇善战的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以增强其谋略意识。公元前123年，卫青伐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在讨论如何治罪时，军正、长史安部引用《孙子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以为不当斩（《汉书·卫青传》）。汉宣帝时名将冯奉世参议平定陇西羌乱问题时，借用孙子"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之言，建议战前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汉书·冯奉世传》）。主持西边军事的赵充国，自幼好军旅之事，喜读兵书，为将后多次上书言兵事，都引述孙子十三篇以为依据（《汉书·赵充国传》）。可见西汉时期的将帅，大都注重学习兵法，而且皆以《孙子兵法》为本。
西汉将帅对《孙子兵法》的崇信，带动了朝廷上下对研究和整理先秦兵书的极大兴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为了弥补秦始皇焚书造成的损失，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求书活动。其中，先秦兵书的搜求和整理工作颇受朝廷重视。西汉建立之初，张良、韩信即受命搜集兵书，共得182家，删取所用，确定下来35家，并加以以编排次序，整理出最早的一部兵书目录。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再度受命搜集先秦兵书，以补张良、韩信遗缺。汉成帝时，朝廷正式组织人马开展了大规模的整理古籍工作，由光禄大夫刘向总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则专门负责整理和校对兵书。他们对收来的兵书不仅逐一校勘文字，统一篇名，排定篇章次序，而且进行了分类，将先秦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这三次编定工作中，《孙子兵法》自然是精心审校的重点对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孙子兵法》，其书名、篇名、篇次当为任。
东汉时期，《孙子兵法》的传播和影响仍然不逊于西汉。我们在《后汉书》的《冯异传》、《杨赐传》、《皇甫嵩传》、《袁绍传》以及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大量征引孙子言论的记载。特别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大集团的谋臣将帅都十分注重运用《孙子兵法》谋划战策，统军作战，诸葛亮以"孙武之所以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而挥泪斩马谡（SU、素）；孙权则教其大将吕蒙与蒋钦研习孙、吴兵法。其中，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和推广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熟读兵书，并特别推崇《孙子兵法》，曾高度称赞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注·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说："太祖自统御海内，芟（SHAN、山）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JUE、决）敌制胜，变化如神。"除了在战场上运用孙吴之法指挥作战以外，他还利用闲暇时间注释或著述兵书，并首开注释《孙子兵法
》的先河。在《补三国艺文志》中，见于曹操名下的兵书有《魏武帝大公阴谋解三卷》、《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续孙子兵法三卷》、《兵法一卷》、《孙子注一卷》、《司马法注》等，遗憾的是这些兵书大部分已失传，唯有《孙子注》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曹操之所以为《孙子兵法》作注，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孙子兵法》的版本较多、后人附益的文字淹没了孙子的原意。他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先人战例，逐句解释孙子之意，使之适于将帅阅读。曹操的《孙子注》文字浅显，用例精当，为普及和推广《孙子兵法》开辟了道路，使这部先秦兵学典籍得以传世2000多年而长盛不衰。
2、登上武学殿坛
自曹操首注《孙子兵法》之后，隋唐两代注家蜂起。特别是唐朝时期，注释《孙于兵法》蔚然成风，著名者先后有李筌、贾隐林、杜佑、杜牧、陈?（HAO、好）、贾林、纪?（XIE、写）等六人，其中有五人的注释被宋人收入著名的《十家孙子会注》之中，和曹操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酷爱《孙子兵法"，曾发出与曹操几乎完全相同的赞叹。他在与爱将李靖讨论兵法时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年轻时刻苦攻读兵书，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认为"孙子之法，万代不刊"（同上），并在许多方面对孙子的思想都有十分透彻的理解，与李世民讨论时多次阐发。后人根据他们君臣二人研讨的记录，撰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卫公兵法》。杜佑曾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通典》卷150《料敌制胜》）客观地指出了李世民和李靖军事思想的直接来源。
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兵学因而受到禁锢，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子兵法》几乎被打入冷宫，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这种士大夫莫敢言兵的状况严重束缚了宋朝军事思想的发展，是造成军事上"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事上的"积弱"；再加以经济上的"积贫"，致使宋军自真宗时期起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在惨痛教训和巨大军事威胁的刺激下，宋朝廷乃至整个社会逐渐开始重视兵学。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下令修订大型军事专著《武经总要》，三年后又饬令建立武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兵学态度的转变，社会上对兵书的研究也渐趋热烈。《郡斋读书志》说："元
吴 即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王皙注孙子三卷》）可知孙子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相当兴盛。至神宗时，诏令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等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号称"武经七书"，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七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孙子兵法》实际居"武经"之首。从此，《孙子兵法》正式登上武学的最高殿堂，成为将帅必读的军事教科书。
在官方修订《武经七书》的同时，民间文人研究《孙子兵法》的势头日趋兴旺，大量注本纷纷涌现，史籍所见宋代研究《孙子兵法》的近20种著作和10余篇论文主要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成果在版本校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等方面均有新的进展。而且，可能在这一时期或更早，《孙子兵法》被译成西夏文。现存西夏文《孙子兵法》残本据说为曹操、李筌、社牧三家注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孙子兵法》译本。
大约在南宋孝宗年间（1163年一1189年），吉天保集汉唐以来研究《孙子兵法）的精华，编辑成《十家孙子会注》刊刻行世。《十家注》将曹操等各家之说集在一起，使此书具有了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参照比较的本子多，有利于取优去劣，所以此书在文字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最重要的版本之一。郑友贤说："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孙子十家注遗说序》）
3、突破武闱窒息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十分盛行，武学与武科考试也随之走向制度化。明朝伊始，朱元璋锐意治理，文武并用。他诏令全军，凡军官的子孙必须讲读兵书，通晓者定期参加武科考试，按成绩高低确定录用后的职务等级。于是，专门训练武技、讲授兵书的武学学堂应运而生，自公侯而下，无不遣子入学，朝廷设官以教之。每月由一名总兵会同兵部文臣到武学学堂进行考试，测试学子们弓马谋策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年终时累计成绩，分出等级，然后禀奏皇上。当时所学兵法无过于孙、吴等"七书"，刘拱辰的《武经直解》就是为武学学生编定的军事教课书。
在应付武科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孙子策题，如"令民与上同意"、"上兵伐谋"、"安国全军之道"等。这些策问要求结合当时的敌我双方情况和军事地理形势作出回答。为了便于考生作答，武学教官和社会文人纷纷根据武闱的要求，即武科考试的要求，解说《孙子兵法》，出现了许多具有武闱特点的《孙子兵法》读本。这些读本或者咬文嚼字，一味在某些字句上做文章，或者演绎孙子思想，掺入大量个人之见。从而，一方面使《孙子兵法》成为僵死的教条，另一方面又在许多问题上曲解了孙子的思想，戚继光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学习《孙子兵法》应当立足于实用，重在求真务实，而非徒诵文字。因此，他的《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既在理论上闪烁着孙子的思想光辉，同时又结合新的形势与特点，研究新问题，把高深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可惜，戚继光的努力未能改变使孙子思想教条化的趋势，清初之时，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清顺、康、雍三朝，武科考试倍受重视，武闱之作更为盛行，其中有关《孙子兵法》的应试读本最多、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计有41种关于《孙子兵法》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30种属于武科应试读本，占绝对多数。当时，能够摆脱武闱读物套路而主要从学术角度探讨《孙子兵法》的，总共只有谢文?、邓廷罗、郑瑞、郑达、王?等数家。其中，邓廷罗的《孙子集注》、《兵镜或问》和《兵镜备考》三书表现出一定理论水平，堪称清初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作。《孙子集注》侧重于对十三篇文句的注释，虽亦引前代注家之言，但更重视自己的发挥。特别是各篇末后的总论，尤见作者研讨的独到见解。《兵镜备考》则将十三篇比作"治病之方"，将历代帝王将相之战功议论视为"名医之案"。他广征博引，以"案"证"方"，以"案"论"方"，借以发掘《孙子兵法》的思想精义。《兵镜或问》对"孙子兵法"以及中国古代兵学中的31对常用范畴分别进行论述。这些范畴既有关于战争观的，如"王霸"、"天人"等；也有关于治军之道的，如"奇正"、"虚实"、"强弱"和"主客"等。该三书以史例和理论相结合，自成体系，深受世人好评，在清代曾先后6次刊印，影响甚广，对清代孙子学摆脱武闱窒息有一定积极作用。
清中期乾、嘉两朝到道光初年，利用《孙子兵法》为武闱服务的风气逐渐衰弱。在这一时期成书或刊印的20多种孙子学著作中，只有6种仍属武闱读物，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学者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考据成为研究孙子学的主流。当时在孙星衍的周围集结了包括毕以殉、章学诚等在内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孙子研究中心。他们从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广泛搜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进行细致的考订。尤其是孙星衍，以孙子的后人自称，对这项研究工作怀有很高的热情。他以宋人吉天保所辑《十家孙子会注》为蓝本，按照历代注家生活时代的先后，对原本注文编排次序上的错乱进行订正，又对《孙子兵法》原文以及各家注文进行了详细的校订，多有更改，改动之处均有校记说明，最终形成《孙子十家注》，于嘉庆二年（1797年）初刊行于世。作者以考据学家的严肃态度，考校颇为用心，校改之处多数切近《孙子兵法》原貌，达到了中国古代孙子考据学的最高水平。正因为如此，该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与重视，至民国年间先后刊印近30次，创下了历代孙子学著作刊印次数的最高纪录。它使《孙子兵法》正文与各家经典注文配套流传，有利于世人加深对孙子思想的理解，对促进孙子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兵学的冲击，《孙子兵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滞时期。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热衷于"师夷长技"，中国传统的兵法却被弃如敝屣（XI、西）。《孙子兵法》也因此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既乏新的研究著作，又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孙子兵法》才重新受到人们重视，研究工作逐渐复苏。这是经过深刻反思之后的复苏，蕴含着人们对东西方军事文化的认识和比较，表现出较强烈的时代气息。1884年，杨琪光在《读孙子》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研究制胜之道必须将东方贵谋与西方重力的思想结合起来，即将用谋与强兵结合起来，他指出：孙子十三篇诚为制胜之术，"倘不济以盈盈武库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粮糈（XU、许），亦必不能战胜攻取"。他同时叹息道：《孙子兵法》人多能道其一二，但真正掌握这种兵学精义的却寥寥无几，否则西方列强就不可能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了。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清以来教条式研究《孙子兵法》的弊端，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1900年顾福棠的《孙子集解》和1904年黄巩的《孙子集注》，是晚清用新思想研究《孙子兵法》的第一批专著，也是孙子学最终摆脱武闱窒息的标志。他们既反对以往孙子考据学斤斤计较于版本文字之异同，致使读者寻数行墨而遗其旨义的做法，又反对时下大量引进西方兵法而仅得其步伐规则的简单西化，主张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近代战法结合起来，重其大旨，专注于其精神要旨。所以，他们解说孙子思想时力求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将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与近代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如注《计》篇中之"阴阳"、"寒暑"，即论及近代枪炮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的瞄准误差问题，以及风力对弹道的影响等。二是将东西方军事文化结合起来，注重列举欧美战例以印证《孙子兵法》的理论，其中有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多达数十例。显然，这两部集子为人们研究孙子思想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尽管他们对《孙子兵法》如何与近代军事技术及西方战略战术融合的思考还只是初步的，却是很有意义的。
4、辉耀二十世纪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世纪。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驱除日本侵略者，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应当说，在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中，古老的《孙子兵法》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且逐渐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民国时期（1912一1949），面对内忧外患，一些有识之士力图以《孙子兵法》救国，在晚清研究孙子思想的新道路上继续努力，着手研究如何以孙子的谋略对付西方的洋枪大炮。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将方震、刘邦?（JI、几）的《孙子浅说》、李浴日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陈天启的《孙子兵法校释》等。他们用西方近现代军事学术的模式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并用新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分析孙子的观点。这些著作大多是对《孙子兵法》进行更高层次理性思维的结果，为人们更科学地认识和阐发《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其中，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方震的《孙子新释》不失为以近代军事思想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具有发凡起例之功，深受后学推崇。
这一时期不少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明显地体现出应时之需的特点。如成书于1932年的《孙子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作者许有成在《自序》中一再呼吁："现在醉心内战的武人，应当熟读此篇，回头猛醒"。"假使东三省有贤能的主将坐镇，那里会一旦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倭兵的屠杀呢？"全书虽以解说《孙子兵法》为基本内容，但时时不忘国难当头。再如，成书于1939年的《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更是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作者李则芬指出："在《孙子兵法》中找不出日本胜利的条件"。他认为，日本侵华"违背了孙子最高原则"，"未战而庙算不胜"必败，在"不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侵略中国，"是致于人而不是致人"，"己十足注定了日军败亡的前途"。
在有关《孙子兵法》的文献研究方面，陆达节编著的《孙子考》也可称为开创性的成果。他将古今正史、文集、方志、书目等史籍中凡属《孙子兵法》一书的原文、注释、评论收集在一起，并分为原著、注释、辑刊、论文、日人译述五类，著录269个条目，形成一本孙子集评。该书资料搜罗宏富，著录项目尤详，首开编制《孙子兵法》书目的先河，至今仍是研究《孙子兵法》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然而，无论是将方震还是陆达节，抑或其他属于统治阶级阵营的专家学者，他们尽管在以新思想、新方法研究《孙子兵法》方面有所突破，但终究仍然是从书本到书本，仍未完全摆脱明清以来孙子学的老路子。相比之下，毛泽东、刘伯承等无产阶级军事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则是别开生面，真正使孙子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发出应有的光辉。
毛泽东是20世纪的一代伟人，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马列主义思想的修养和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毫无疑问，对孙子思想的吸收和借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毛泽东接触《孙子兵法》很早。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习时，曾听过国文老师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序》，并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下了当时的认识："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吴羁旋臣耳，吴不能尽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6页）从此，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习诵之。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警卫员回忆，当时毛泽东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书篓，行军打仗时总要随身带着。其中有两本书是毛泽东常看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曾于1936年9月7日写信给在西安的刘鼎，指示他买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著作，不久之后，他再次写信强调说："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要买一点。"（《毛泽东书信集》第81页）
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而是为了探求孙子思想的精髓，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选集》1一4卷中，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共有7处，化解和升华之处则不计其数。美国退休准将格里菲斯曾说："对读过《孙子兵法》的人来说，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毛泽东与游击战》）此话言之有理。综观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中确实有一些观点来自于对《孙子兵法》的创造性发展。例如，孙子说"先胜而后求战"，毛泽东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孙子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孙子说"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毛泽东强调"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孙子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毛泽东要求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还是"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句活，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了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不久在《论持久战》中，他又引用这一名言批评克劳塞维茨的"概然性"论。他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概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这些论断，从孙子的"知胜"观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清楚他说明战争指导规律重在知行统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认识论。毛泽东正是按照这种战争认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与柳亚子共游昆明湖时的一段对话非常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柳亚子十分感慨地问道："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笑了笑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活，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39页）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们都十分注重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刘伯承就是其中的代表。
刘伯承素有"论兵新孙武"、"无产阶级的孙武"之称。他熟读《孙子兵法》，对孙子的思想有着透辟的理解。他曾把兵法十三篇的思想概括为六大军事原则；一谋略（计），二兵势，三正兵和奇兵，四虚和实，五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六用间。这无疑是他结合现代战争特点，对《孙子兵法》精华的高度提炼，而且他也正是利用这些基本规律来指导战争的。他的一些战法，诸如"围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反常用兵"等等，都明显地体现出孙子思想的特点，同时又结合战场实际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毛泽东、刘怕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虽然没有留下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但他们的伟大革命实践却为《孙子兵法》做出了历史上最精确、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从而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使之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焕发灿烂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和论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先后出版了郭化若的《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和《孙子兵法新论》、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的《孙子校释》、杨少俊的《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等数十种研究著作。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孙子思想，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军事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运筹学、现代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创见，并为《孙子兵法》在多学科的运用探索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途径。
特别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成立，对"孙子热"的出现有着直接推动作用。1989年至1992年，该研究会连续组织了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国内国外的专家学者踊跃参加，提交了数百篇从不同角度研究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章，把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国家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李鹏总理在会见第二届研讨会代表时指出："《孙子兵法》是中国一部古老的军事著作，但是它所提出的一些军事原则和军事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它的光芒，有着现实的意义。这部著作已被国际社会学术界所公认，而且它的原则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商业乃至体育的领域中去。"（《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9日《李鹏会见《孙子兵法》研讨会代表》）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第三届研讨会上发言中高度评价说："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孙子兵法》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各界人士所重视，反映了孙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对于指导当今时代的军事活动乃至其他许多方面，仍有重要意义。"（《孙子探胜》第8页）。1991年5月，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也为新落成的孙武塑像题词："孙子兵法，国之瑰宝。"
回首25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孙子兵法》这块"国之瑰宝"，如同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启迪了无数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智慧，导演了无数奇巧绝妙的战争活剧，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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